我唸的那所教會中學，有很多特質。
首先，它是一所同時擁有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完全中學，我在學的時候，初中部只有九班，每班約六十人；高中部只有五班，每班也大概六十人。分班的標準不僅在年紀，還要分男女。根據沒有根據的無知青少年耳語傳播，它最早是由一座男校與一座女校合併而來，因而校園的配置是一進校門就男右女左，各安本分。男女生部間，隔著兩座集合場、兩座大草坪、一座大禮堂和一條小水溝。這條水溝的主要功能除了排水，還用來畫分男女生部各自打掃的區域，自然不免被睪酮素過度分泌的青少年冠以「愛河」之稱。
愛河比較靠近女生部，當時初中女生班每年級才三班，高中部才兩班，所以兩層樓高的單排教室就夠用了。在女生部待到高二，升高三時，學校以「便於同時發下模擬考試卷」的奇怪理由，讓這兩班高三女生搬到男生部上課。看起來像是一個打橫的「日」字的男生部，除前後兩排上下兩層的各年級教室外，校長室、訓導處、教務處等辦公室也都坐落在此。
唸這所學校的學生，以當時小鎮的中學生為主，其他還有從周邊鄉鎮縣市，甚至還有港都跑來就讀的。住鎮上的可以騎單車上下學，從隔壁鄉鎮來的，就搭校車通勤上下學；住得再遠的，或者跟爸媽相看兩討厭的，還可以申請入住學校宿舍──宿舍當然也跟游泳池一樣，男女有別。
由於全校學生加起來，人數不過在兩千人左右，因此不管做什麼，都得全校出動。例如朝會，女生得跑三分鐘到男生部前的集合場去排排站一起升旗；每年校慶則由三個把戲輪流舉行：運動會、園遊會，和全校師生包下一列台鐵火車，從小鎮慢慢晃到后里去騎馬。因為教會的因素，學校相當重視慈善活動，每年耶誕節前夕，住校生得陪著學校裡的神父、修女、修生們一起望彌撒；第二天一早全校出動，在小鎮當時交通流量不算大的路上，找 25公里來健行。
之所以特別提到這個健行活動，不僅是因為它讓每個學生都變成苦行僧，而且它還是一種非志願性建立班級以外校園人際關係的機會：高中部帶初中部、學長帶學弟、學姐帶學妹，活像母雞帶小雞一樣，每年一到年底就出現在小鎮四周繞來繞去。我初中三年被三組學姐帶過，保持聯絡的只有一個，後來跟同班同學計較起來還名列前茅。升上高中以後帶過的學妹，就真的一個也不記得了。
不過我求學的命運並不算順暢，才唸了一年高中就慘遭留級。說真的，我的成績並沒有糟到非留級不可，月考排名大概都在三十名左右；但因為英數兩科不及格，得參加補考。哪裡想到補考時兩科都沒過，只好面臨接受留級或轉學的抉擇。
那年頭唸私校可不便宜，之後我考上的國立大學文學院，連學費帶宿舍，交的錢都比高中少。不過當時學校裡流傳著一種阿Q式的價值觀：「如果學校當你，表示你原本成績就不好；即使順利升上高三，也會在大學聯考敗下陣來，到時候又得參加補習班重考一年。與其讀重考班，不如留級比較便宜。」
但是留級還是不光采啦！父親為了這種有辱家門的事，氣得半年不跟我說話，但還是讓我留在原校。對我而言，受到屈辱的時刻並不只發生在父親刻意的沉默，跟低一屆的學妹坐在同一個課堂裡上課、老師走進教室時不經意地露出似曾相識的目光、朝會時排在原來同班同學隔壁的隊伍……這些片刻都像一把銳劍般，不斷地刺向我的胸膛。
跟我一起被留級的兩個同學，沒挨過暑期輔導課就先後轉學了。只有我繼續沉默地到校，沉默地上課，沉默地下課，再沉默地回家。玩已經玩過的把戲、唸已經唸過的課本，像是長度一年的錄影帶倒帶重播。幸好重播的效果不錯，此後我就順利保持在班級前1/3的名次，直到考上大學。
有時我也會懷疑，是不是只有我自己這麼在乎留級這碼子事。就像很多學長姐在考上大學後回校給學弟妹精神喊話，都會說，聯考就是一種以成敗論英雄的制度。既然最後才要見真章，或許其他留級的人也都覺得比重考好。
所以在我終於升上高二的時候，原先的同學們都已經升上高三，並且搬進男生部前排右側的模擬考專用教室──三個男生班在二樓、兩個女生班在一樓。某一天下午的某一節下課時間，我得到男生部去遞交什麼記不起來的東西；穿過大集合場接近那排高三教室時，我的心臟忽然狂跳不已。並不是下課時那排靠在二樓欄杆上的同齡男生叫囂嬉鬧讓人害怕，實在是因為看到以前同班的女同學露出一種複雜且意味深長的笑容打招呼，才讓人卻步。
我刻意地迴避她們的目光，作出好像被什麼突如其來的聲音吸引住一般，上下左右地東張西望。一個抬頭，我發現了樓上那排男生中，有一張沉默的臉。擁有那張臉的學長，原本高我一屆，記得他愛打球，身材是有肌肉線條的那種，用現在流行的話來形容，完全是個運動型男。高二時選了自然組被留級，重來一年時選了社會組，成了我原來的同屆同學的同學。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是誰，不過他那張抿著嘴、沒有表情的臉，在那個時刻，就像鏡子裡的自己一樣，有一種很高的熟悉度。四目交接時，他忽然跟我點了點頭。但是我並沒有追索這個點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因為除了學長的姓名，以及他順利考上國立大學法學院外，我對這個人一無所知，很快地就被我歸入面目模糊的記憶格裡。
後來我順利考上大學，但又為了逞強的緣故，總共唸了五年又一個暑修才畢業。成為空服員後，很巧的，公司裡還有一個原本中學低我兩屆的學妹，但因為我待在學校的時間實在太久了，所以學妹比我更早進公司，如果一起出任務，還得喊她一聲大姐。不過這個情況一直沒有發生，飛了大半年後，才在stand-by時遇見她，而且還是她先認出我。
跟這個學妹不熟的程度，是連她唸哪一班都想不起來。但是大家還是略帶興奮地彼此問好。聊了半天中學時的陳年舊事，她冷不妨地迸出一句「：你記得某某某嗎？」我趕緊從記憶格裡把那張人臉拉出來，說：「記得啊！那學長現在好嗎？」這時學妹以一種奇異的眼神看著我：「你不知道嗎？」
這個宇宙裡，我所不知道的事，真的太多了。當然那時我不知道學妹原來跟學長住同一座村莊，不知道學長在法學院畢業後雙雙通過司法官和律師特考，也不知道學長結了婚，更不知道學長和新婚妻子在返鄉宴客後的第二天搭機去名古屋看櫻花、度蜜月，但永遠沒有抵達目的地。
那張從格子裡抽出來的、在遠方點了個頭的臉龐，雖然仍讓我感到熟悉，但的確更加模糊了。其後想起他，反而忍不住地會加進一些想像和絢麗的色彩──在人生的巔峰與摯愛手牽手一起畫下人生的句點，的確會讓人聯想到微風拂落櫻吹雪吧。
硬要說我們有什麼共同點，大概就是都在同一所學校留過級。然而後來就無法被督導單位下令停止、得以一己之力繼續邁向不知伊於胡底的生命終點的我，感覺到那種侷促不安、胸口隱隱作痛的時刻，卻從來沒有少過。在人生的課程上，到底留級的是我，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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