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小說家有關小學同學的錯殺事件之後，他詫異地笑了，說：「喂～這個可以寫成小說了唷！」
當時這位備受國內文壇矚目、屢屢獲獎的青年小說家才剛退伍，報社的文學副刊編輯，是他這輩子第一份正職工作。上班的第一天，組裡最資淺的我負責帶他熟悉工作流程：剪報、審稿、校對……。比我年紀大一點點、瘦瘦高高的他背有點駝，戴著眼鏡，話很少、幾乎沒有提問，沒有表情的臉上看得出有一點心慌、有一點緊張。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我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樣；但請問處理庶務需要什麼樣的智慧？剪報用裁紙刀或剪刀有何分別？接起電話說完：「喂～請問某某某在嗎？我是某某單位的某某某。」這句話，會有多難？傳真機如何使用，會有人不知道嗎？
是的，關於這些占去你每天八小時以上生命的辦公室時光，所衍生出來的生活技能，初初離開校園和部隊的他都不會。但是此後他小心翼翼、希望能不被發覺地自行摸索了快一個月，才被我看出端倪。這沒有什麼，真的。但這讓我發覺，其實溫柔，也就是一種倔強。
那時文學副刊對國內各報社的重量已經傾斜，是一份報紙的所有版面裡，最早看到夕陽的那一頁。那時擔任主編的是成名甚早的青年詩人，一位年紀稍長的女性散文作家擔任副主編，還有另一位也勤於散文創作的女性編輯。有趣的是，詩人、小說家和女寫手都是五年五班的同學；小說家和女作家同為水瓶座。年紀最小的我除了跟其他人領同一個老闆的薪水外，並沒有什麼共同點，上班的時候除了滿腔憤怒，還對創作伴生的不安與焦慮卻步不前。
小說家剛來的時候，坐在女作家隔壁、我的對面；由於我和女寫手正好一前一後請產假，大半年過去了，大夥兒才開始熟起來。但我對小說家的背景還是了解不多，只知道他結了婚但不打算生小孩，自稱學的是英美文學的「文學」，問他「英美」的部分，則拿出英漢字典來，笑笑地打發我們。
記得他說過自己喜歡吃粉圓；國中的時候，不知道哪來的零用錢，他一口氣買了一斤的粉圓，趁著兄姐不在，打算一個人煮來吃個過癮。不過那時候他並不知道粉圓得等水開了才能放進去煮，在一開始就把整包粉圓倒進冷水鍋裡，最後都化了。
他喜歡吃零食，還對王子麵與科學麵的區分言之成理。他堅稱乾吃比較好吃的科學麵，那時換了戴著圓尖帽的巫師新包裝，店頭零賣價一包六元；某日他忽然搬了一箱科學麵進辦公室，原因當然是大宗購買可享優惠，大概一包只要四塊半吧。之後每隔幾天，就會看到他在工作空檔的時候，拉開最下方的抽屜，慢條斯理地抽出一包科學麵，拉開封口，抽出調味料包倒進去，輕輕地抓著袋口把乾麵壓碎、晃一晃，然後找來一張白紙，倒出一些乾麵來，用長長的手指捏一些起來放進嘴裡。感覺上就像看到包裝袋上那個臉尖鬚長的巫師，捏著點金棒走到現實世界來般的有趣。
傍晚工作結束後，全組會吆喝著一起到公司後面的家庭餐廳去吃飯。這家餐廳每天固定供應四菜一湯、附茶、咖啡的套餐，四道菜裡一定有一道是魚。固定去了幾年之後，喜歡什麼都可以「續」：續湯、續飯、續杯。詩人吃飯的速度，有一種吃藥怕傷胃、得先吞顆胃藥墊底似的快，彷彿之後那支飯後菸才是進食重點。女寫手是用餐之前、之中、之後都要抽菸，忙得抽空才能吃點飯。小說家心疼結褵多年的妻子一人孤單在家，總是陪著大家一起去聊天閒瞌牙但不點餐，下班後再回家吃飯。不過老闆娘每回看到他，就自動幫大家添上一盤私房小菜。女作家也總是嘴上嫌吃魚費時費事，整條魚推給他慢慢地挑來吃。工作結束、肚腹飽足，這是副刊最令人愉悅的時刻之二。
最令人愉悅的時刻之一是在下午工作的中途，輪值校對或審稿的某人忽然自工作中抬起頭來，複誦一句或優美或令人啼笑皆非的句子、一個該用分號或是句號區分的語句，或者回答一通難以悍然拒絕的退稿電話、一道難以理解的人生問題……就像地球在那一刻鐘為了副刊暫停轉動，讓大家七嘴八舌聊個過癮。
有一次我被詩人好意地責備，說我應該儘早儘快從事創作。我隨口搪塞說：寫詩寫不過詩人，寫散文寫不過兩位女作家，寫小說又有小說家在前方，創作於我已無去路。小說家聽到以後，若有所思的說，如果小說描述的，是一個完整的故事，那麼散文就像是故事中的一個章節，而詩的節奏，就僅僅擷取其中最美、最令人難忘的畫面。
什麼都不想寫的我，就像是個看戲的一樣，看著詩人聽完之後啞口無言了五秒鐘，看著女寫手沉浸在分鏡取景的想像空間，然後看到小說家好像無意中說破了什麼不該說的事一般，趕緊低下頭去忙手邊的事。
之後詩人離開報社，投入五千年來華人第一場民主選舉的眾多幕後推手之列；我也離開報社躍進無邊無際的網路報；女寫手轉換跑道擔任公關職務，數年之後，女作家也離開了工作了十多年的報社。
小說家在我離職後不久之後也跳槽男性雜誌。很難想像從事純文學創作的人，做的工作是編輯一本讓男性同胞帶進洗手間閱讀的雜誌。但輾轉聽到他說，如果不如此，無法讓他所珍視的價值與美感，更加展延出去。其後數年間，我們沒再連絡；不過在雜誌裡，真的看到與他相熟的新銳作家，不是雜誌的專訪對象，就是幫忙採訪；男人的奇趣，真的從生理範圍向外擴展。
去年清明節假期，我們全家出門去打算基隆吃海鮮。在高速公路上接到同事的電話，著急地想確定他失蹤的消息。慌了手腳的我趕忙打了幾通電話想從各種管道去查證，又擔心後座的老人小孩聽見，還得壓低聲量以英語交談。車子開到和平島的同時，也確認了他自縊的結果。
那時港邊的風很大，詩人在電話那頭只說，「不要哭。」但接下來的數個月，我難以入睡；醒來的時候，枕頭也都是溼的。我並不悔恨什麼當初沒有多認識他一點或沒有拉他一把，我了解每個人都必須承受自己生命的重量。但這麼久以來，我只是徒然地、惘然地，深切地哀傷。今年有一些朋友幫他整理了一些創作，刊行紀念文集。編輯輾轉託人來問：有沒有他在副刊時期的留影。回家去翻了半天相簿，一張都沒有找到；將近兩年、面對面坐八小時以上的同事，連一起拍張照片、留存在同一幅畫面的機會都不曾有過。
我終於了解，我的哀傷來自於小說家說完了故事，動人的情節和畫面瞬間消逝，只有看戲的人搞不清楚狀況，還坐在原位東張西望。但下一刻，到底有什麼好期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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